2011年10月至12月，我在京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近距离体验了“3·11”后日本社会的危机状况。

12月16日，野田首相正式宣布福岛核电站原子炉已达到低温停堆状态，事故已经结束。朝野对此议论纷纷。媒体一致指出，核泄漏尚未得到控制。野田声明中的“低温停止”之所以是“状态”，是因为原子炉内部的情况无法确认，只是外界的估计。燃料棒尚未拆除。 12月4日，含有260亿贝克勒尔的高浓度污水因泄漏被排入大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对此类事故缺乏有效控制。我在报纸上看到，截至2011年底，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情况是1号至4号机组未达到安全标准。这些机组均依靠注水冷却将温度保持在100摄氏度以下，利用水带走热量。 ;截至10月17日，1至3号机组已全部将温度降至100摄氏度以下。该指标意味着它们不再有爆炸的危险，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再辐射。据说，东电不敢把机房内的水排掉，只是将水面限制在一定高度，因为一旦把水排掉，干燥的地板和墙壁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辐射。

1号机组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目前已用盖子覆盖，因此内部的放射性物质据说无法扩散。此外，3、4号机组机房也受损严重，基本裸露；计划2012年夏季后进行覆盖，机房顶瓦砾仍在清理中。这种高辐射工作进展非常缓慢，似乎还没有技术可以有效完成清理工作。现在情况比较稳定，一些人开始关注从事垃圾清运人员的健康问题。有媒体爆料称，东电提供的员工休息室辐射水平非常高，员工的辐射防护设备也没有到位，最近才开始改善。媒体开始报道这些一线工人的工作状况和劳保情况，但没有一致的后续报道。

11月初，福岛一号核电站2号机组又出现问题。工作人员检测到了核物质，证明炉内正在发生中子核裂变。东京电力向公众解释说，这种核裂变不会引起严重反应。至于这种核裂变的原因，有人推测可能是因为不断注水和冷却导致裂变条件满足。问题是自从那次报道之后，似乎就没有更多关于此事的报道了。媒体会累，舆论和读者也会累，我真希望核裂变也能累。 11月12日，电视新闻首次近距离报道了福岛核电站的情况。记者穿着防护服，坐在一辆封闭的面包车里，穿过几个严重受损的机房，无法下车。当他们经过2号机组和3号机组之间的路段时，车内辐射强度达到每小时300毫西弗。

当野田首相宣布福岛核电站事故结束时，东京电力也宣布需要三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完成福岛核电站的善后工作，而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因为善后处理过程中有几个环节，但目前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还没有真正落实到位。更何况，像2号炉这样的突发事故是否会再次发生、是否影响善后，现阶段都难以预测。

还有处理核废料的问题。乏燃料池净化所需的技术据说仍处于研发阶段。同时，处理后的乏燃料将储存在哪里也不得而知。该报报道称，一位曾在核电站担任技术员的退休人员在一次研讨会上打了个比方，核电站就像是没有厕所的高档公寓。可以说，从开始运行起，核电站就无意认真负责地处理核废料。高档公寓的排泄物经过“一定方式”处理。如果不是福岛核泄漏的爆炸性消息，连日本人都可能被蒙在鼓里。最有影响力的反核科学家小出佑明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核废料需要进一步处理，分离出一种叫做“钚”的成分，这也是制造核武器的原料；这种原材料需要使用一种叫做高速增值炉的设备进行处理，才能转化为能源用于发电，因此日本以此为前提，要求法国和英国分离钚并准备将其转化通过高速增值炉转化为热能。目前，日本已拥有45吨钚，足以制造4000枚规模相当于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然而，他们的高速增值炉却屡试不爽。还是事故接二连三，不得不关闭。根本无法将如此巨量的钚转化为热能。

授权出版，选自《从那霸到上海：生活在危急状态》，孙戈着，北京联合出版社 |一页对开本，2020 年 5 月。

按照国际惯例，像日本这样的无核国家是不允许持有如此大量的非发电核材料的，所以日本必须消化这些材料。高速增值炉失败了，于是他们尝试将钚混入以铀为材料的普通核电设施中。这就像往煤油炉里掺汽油一样，是一种高危行为。福岛电站3号机组就是这样的混合机组，据说日本业内人士一直对此感到担忧。小出表示，事实上，日本一直在维持恶性循环，不断提取的钚必须被消化。为此，他们目前正在研发更加危险的“MOX”混合电站，同时也在竭尽全力建造提炼钚的设备。这些设备均设置在日本东北部盛产蓝鳍金枪鱼的青森县。日本早在1992年就已经在县内六所村建立了一座核废料处理厂，巨大的资金投​​入远远超出了原来的预算，因此目前的处理计划并不包括稀释排放废料的浓度。虽然这项技术已经研发出来，但为了节省成本，核废料处理厂仍准备将提炼后的高浓度核废料直接排入大海。据称，英国处理核废料的工厂一直以这种方式运营，没有受到法律制裁。截至2011年底，至少有3000吨核废料已抵达青森县六所村处理厂等待处理。据《东京新闻》2012年2月14日报道，这座核燃料处理厂是日本核电设施中最机密的设施，因为它蕴藏着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它包括铀浓缩厂、后处理厂和低放射性废物掩埋中心，被业内称为“核燃烧三重奏”。

“3·11”地震和海啸夺去了至少1.5万人的生命，摧毁了无数家园。目前，灾区仍堆放着大量瓦砾和垃圾。由于福岛核电站事故，这些废物很可能受到核污染。在福岛县受放射性物质污染最严重的地区，许多人仍然流离失所，无法返回家园。政府已开始关闭庇护所以让他们回家。一些人无家可归，不得不考虑用收到的救济金和过去的积蓄建造新房。因此据说，在日本东北地区，除了少数污染严重的地方外，地价都在飞涨。在房屋未受损的地区，人们希望政府负责清理污染。目前，当地政府已做好去污工作。方法是用高压水龙头冲洗水泥墙，铲掉几厘米的泥土，然后铺上油毡纸，再用未被污染的新土覆盖。这种方法主要用于学校，也用于尽可能对住宅楼进行净化。但接下来最麻烦的问题来了：翻墙的水已经被污染了，流入下水道就意味着地下污染；铲起的污染土壤装进袋子里，袋子需要有地方堆放。 。福岛民众受到严重影响。他们不愿意继续生活在充满这种放射性物质的地方，但其他地区也不愿意接受。因此，我看不到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无害化垃圾的准确报道。所有的主张都是模糊的。对于福岛居民来说，净化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媒体不时报道适得其反的消息，证实去污效果有限。

此外，地震和海啸产生的瓦砾和垃圾也是污染物的一部分，据说总量达2300万吨。这些废物的污染程度无法测量。目前似乎还没有有效的仪器能够快速测量如此大量的垃圾，更不用说在短时间内将其处理掉了。因此，日本政府决定请各都道府县帮忙将垃圾分发到全国各地，然后在各地焚烧垃圾。设备应一起焚烧。为了给各地提供判断依据，政府暂时发布了一个标准。焚烧后，灰烬中放射性物质含量每公斤低于 8,000 贝克勒尔，才符合合格标准。但政府并没有公布焚烧的标准，焚烧是直接与空气接触。这无非是一项全国性的人为污染计划。

日本领土有限，不可能把福岛变成无人区。让福岛民众继续留在家乡，自己消化垃圾，显然是不人道的。但将整个日本列岛变成放射性污染物的焚烧垃圾填埋场似乎并不是一个人道的选择。倒入大海？不说全世界都会谴责，日本本身也将是第一个受害者，因为东海岸的微生物现在已经检测到了高浓度的污染。据称，鱼类检测技术仍在研发中，只是零星地得知部分鱼类受到污染。关于污染问题，总体污染状况如何？媒体报道并没有确切的消息，很多事情都只能猜测。由于日本各地地方政府相继表示拒绝接收垃圾，垃圾处理问题至今被拖延，这也引发了日本各地区之间的不和。这个问题非常耐人寻味。 2011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向地方政府征求意见，基本上所有地方政府都表示愿意接收垃圾；但到了10月，大部分地区开始拒绝。中间有半年的时间。我想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在这六个月的时间里，日本民众进行了自我教育，开始了解核辐射的危险，所以他们开始拒绝。由于他们的坚持，垃圾焚烧计划无法顺利进行，事情一拖再拖。到2012年初，一些地方的民众就已经计划起诉日本政府这一人为的全国性污染计划。这是一场艰难的拉锯战，因为它涉及到如何支持福岛受害者的道德问题。日本政府也利用民众的这种道德情绪来实施其政策。 2011年11月初，由于污染严重，日本政府决定福岛垃圾只能就地消化；宫城县和岩手县等邻近县的垃圾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共享。 11月初，东京开始接收来自岩手县的第一批垃圾。经抽样检测，辐射水平低于国家暂行标准值。这批垃圾将被掩埋在东京临海地区的江东区垃圾填埋场。当地民众反对，但舆论也支持这一做法。毕竟有民间基金会支持福岛和东北灾区的重建。也有人呼吁相关政府部门提高信息透明度。自福岛核泄漏事故曝光以来，不断放出的信息证明日本政府一直在避重就轻、向民众隐瞒真相，在信息传递上做了很多手脚。不久前，政府官员又公布了一个数字，称一个人一生可承受100贝克勒尔的体内辐射。因此，如果按照100年的寿命来计算，平均每年承受1贝克勒尔是没有问题的。这很像一个数字游戏。

让我们看看现实生活。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环境污染和食品污染已成为日常问题。人们逐渐明白，这不是一场一两年就能结束的灾难。一旦发生，就会持续很多年，几代人都可能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核辐射有多种类型。半衰期最短仅为八天，最长半衰期为24000年。有些辐射可以用一张纸来阻挡，而另一些辐射则不能用钢铁和混凝土来阻挡。我还没想明白的是，据说自然界中也存在放射性物质，所以有人认为人类有抵御辐射的能力。但我想知道自然界中所谓的辐射是否与核电站泄漏的辐射是同一类型。因为核电人工产生的各种放射性物质看起来并不是自然界的放射性物质，至少它们应该不完全一致。但科学家不再谈论此事，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案件。

日本人目前生活在不同程度污染的环境中。暴露于核辐射之间有区别，称为“外部辐射”和“内部辐射”。前者是指外部环境中的辐射对人的影响，后者是指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后的影响。我在报纸上看到，小出佑明在东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整个日本都受到污染，但程度有差别，所以日本民众要有接受污染食品的心理准备。他建议一定年龄以上的成年人吃受污染的食物，因为相对而言，成年人受到污染的损害较小；年龄越小，受到的伤害就越严重。所以，一定要保证孕妇、哺乳期妈妈、婴幼儿吃没有被污染的食物（我觉得按照他之前说的，应该吃轻度污染的食物）。事实上，这一判断很难成为现实，因为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政府出台的食品安全标准大大超过了国际通用标准。例如，牛奶及乳制品的安全标准是200贝克勒尔，鱼、肉、蔬菜和谷物的安全标准是200等等是500贝克勒尔。报纸曾不止一次地将这一标准与苏联的标准进行比较，发现苏联制定的安全标准的辐射耐受上限非常低，并且不允许辐射水平如此高的食品进入市场。据说，一位俄罗斯科学家很困惑，表示日本政府制定的安全标准远远高于人们能够承受的范围，尤其是针对儿童的标准，比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苏联标准要高得多。次。不过，除了少数商店专门标明食品的贝克勒尔值外，大多数商店一般都向消费者提供500贝克勒尔以下的食品作为安全食品，而没有专门标明其辐射含量。因此，小出呼吁日本民众吃得清楚，并明确注明具体数据，让高危人群吃到相对安全的东西。他甚至提出，超市应设立“60岁以上人群食品专柜”，让低风险年龄段人群主动食用高辐射食品。

在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于2011年12月出台了新的安全标准，并于2012年4月生效：食品中的放射性含量应低于100贝克勒尔。该标准甚至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欧洲进口日本食品的安全标准还要严格。如果能得到有效落实，超过这一指标的食品不再流通，日本的食品安全危机状况将在2012年4月后得到改善。但从野田首相不顾事实地宣称日本核危机已经结束的言论来看，可以推断：实际有效执行难度较大。

孙戈教授

我注意到关于生活的传统智慧如今已经失效了。例如，最有营养的大米是糙米，但现在精米的贝克勒尔含量低于糙米，所以人们不仅需要改吃精米，而且在做饭前还需要将米洗干净; 2011年推出的新米，始终是为了吃。日本人偷偷收购新米，囤积旧米；蔬菜生吃比煮熟更有营养，但现在不但要洗干净煮熟，而且最好在煮前先用开水焯一下；瓜果必须去皮。至于日本人每天吃的鱼，在福岛核弹60%的辐射进入海水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安心地吃它。如果人们想要以自然的方式生活，就必须尊重自然。现在一切都乱了，日本人的生活智慧也将大乱。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日本的有机农业。包括福岛在内的许多地区的有机农业生产者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创造出了一片农药和化肥含量极低的净土。他们生产的有机大米和蔬菜也有稳定的声誉；但当核污染到来时，一切都改变了。这对福岛的有机农民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中国人可能会有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把福岛民众转移到其他地方避难呢？如果你看看其他地方的情况，你就会知道，日本并没有可以避难的天堂。日本30%以上的电力供应来自核电。全国有17座核电站和50多台发电机组，遍布日本全国。虽然目前大部分发电机组都处于检修状态，但停电并不意味着炉子被废弃。为此，日本各地正在积极做好防灾准备。除了培训人们如何逃离地震和海啸之外，他们还培训人们如何在发生核泄漏时逃生。做好应对准备。在京都期间，我在报纸上看到，京都府和关西电力公司正在就是否划定20公里或30公里的辐射区展开拉锯战。核泄漏。

目前，福岛核泄漏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日本全国其他核电站大多正在进行维护。有乐观的报道称，到2012年中期，所有机组都将关闭进行维护。民间反对核电的运动仍在继续，因此日本政府曾表示将朝着停止核电发电的方向推进政策。但可见的现实是，口头上停止核电与事实上维持甚至推动核电是相辅相成的。 2011年11月上旬，九州玄海电站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恢复运行并发电；与京都相邻的福井核电站目前正在申请恢复运行。报道这一事实的NHK表示：申请恢复运营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批准可能需要五年时间。但显然，一旦进入申请流程，就很有可能获得批准，而目前的情况只是一种拖延措施。事实上，真正掌控这件事的还是商业资本。看来，仅仅依靠居民定期抗议，或许并不能有效彻底阻止核电站的运行。

有日本学者在报纸上抱怨称，日本政府是世界上唯一将核电委托给民间企业以赚钱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则由政府控制。但他忘记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前军国主义国家。同时，作为一个宪法规定不能拥有军队的国家，其政府也没有控制原子能的权力。合法性，日本内阁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成立了原子能推进委员会，而且一直“有效”；另一个是更隐秘的事实，即电力公司等私营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1年10月，日本共产党《红旗报》披露，苦苦哀求受害者赔偿的东京电力公司在同一时期花费大笔资金支持国会议员竞选活动。事实上，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从未让步。近日，武藤一阳先生出版了新书《潜在核拥有与战后国家》，揭露了日本政府从1950年代至今一直顽固奉行的核政策。政府不仅投入大量预算进行相关研究，而且在某些阶段也有直接的态度（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佐藤内阁鼓励美国对中国采取核措施）；然而，这些仍然是看不见的并且已经浮出水面。就是所谓的“和平利用核能”。武藤先生揭露了一个严酷的现实：日本的核能开发是美国在战后不久强加给日本的，因为美国如果维持自己的核武器生产，就需要一个不断消化的市场。除了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出口核能。所谓“和平利用核能”与这一战略需要直接相关，日本内阁甚至科学家出于自身考虑也积极接受了这一事实。

在核电问题上，日本企业（及其背后的政府）遵循与军方打仗相同的逻辑：只求胜利，不顾后果。战争的逻辑是人必须死，因此核辐射及其后果被视为必要的代价。但这种情况却一直不为人所知。

据该报无意间透露的一个事实，千叶县一家科学技术研究所多年来一直在监测大米的辐射水平。据说，现在检测到的辐射水平甚至远低于1964年。在世界各地密集进行核试验的时期，核辐射一直存在，但没有被视为一个问题。结果，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被蒙在鼓里。这和美国在比基尼群岛进行核试验，导致当地居民受到辐射，日本渔民也受到辐射是一样的逻辑。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核电站是由公司还是国家运营，而在于其性质本身——它是核武器的潜在要素。只要不发生福岛这样的重大事故，日常辐射对公众几乎不会造成伤害。不被视为一个问题。近日，宝岛新闻出版了一本关于辐射能的热门书籍。讲的是美国统计学家对美国核电站进行的一项调查。他发现，在距核电站160公里以内的地区，白人女性患有乳腺癌。死亡率远高于其他远离核电站的地区。

几个月前，日本《图书新闻》刊登了池上义彦与美国反核活动家曼努埃尔·杨的长篇访谈，讨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美国掀起了反核民众运动。虽然没有直接导致核电站的停滞，但间接增加了核电站的成本。这是因为，人们的抗议运动迫使“没有修厕所的高档公寓”降低法定辐射指标，并增加防漏措施；不仅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反核运动也形成了呼应，最终导致ICRP1的辐射允许值被明确，并提出了更严格的安全指标。允许辐射值的降低，迫使核电站运行成本增加，客观上限制了核电站的发展。

从日本核泄漏事件来看，政府和资本集团的做法是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辐射耐受力。日本政府出台的所谓“暂定标准”非常不人道，但日本政府却不断重复宣传“不会对人体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政府与资本的勾结清晰可见，可见各大媒体集团也受到资本的控制。甚至所谓的价值中立的科学家也被贿赂了。现在日本学术界特别是学生口中的“皇室学者”并不是政府的走卒，而是商业资本集团的走卒。看到京都大学校园里学生们挂着巨大的横幅，说要将某位学者开除出京都大学，我不禁感慨万千。京都大学是日本科技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集中地。日本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汤川英树是京都大学教授。他还是日本政府1956年成立的原子推进委员会的成员。后来，他对于是自主开发还是直接引进国外核电设备有不同意见。他因意见分歧退出，但一直反对核试验，支持核发电。现在京都大学的校园也不太平静，因为价值中立的平衡显然无法解决。

建设无核武器世界，首先要消除战争，特别是核战争。这似乎是一个离我们老百姓太遥远的问题，其实不然。人类越来越生活在持续核辐射的状态中，只是辐射的程度有所不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现代社会对财富的贪婪以及基于这种贪婪的社会机制。日本人民正在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游行。用池上的话来说，日本正在兴起一场名为“辐射测量运动”的自发运动。这只是出于“活下去”的欲望而采取的行动，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政治目标。人们不再听道听途说，而是主动去证实那些被政府、官僚甚至一些学者刻意隐瞒的基本事实。近期，福岛的农民也行动起来。我观看了NHK的特别报告 - 福岛几个受攻击地区的农民不再等待政府和科学家的营救。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麻烦。他们正在进行各种实验，将各种物质混合成被污染的土地或改变耕作方法，以降低有害辐射对农作物的影响。当公众主观参与核电问题并学会在技术上控制辐射以及公众不再希望按照消费者社会的既定法律生活时，反核力量才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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